《颜渊》篇第十二·九。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有若对曰：“盍彻乎？”曰：“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”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
我们熟悉的鲁哀公又出场了。有一天，他找来有若，问他，“今年这年成不好，老子做皇帝都觉得钱不够花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有若对他说，“为什么不实习彻法呢？”
根据《四书集注》的解释，“彻”指的就是10%的征税。在周朝的时候，当时的农民伯伯都是和邻居们合作，一起耕田，最后的收成平分。大体上是，政府拿10%，老百姓得90%。这就是所谓的“什一税”。
鲁哀公一听，心想，你这小兔崽子不是要我命嘛！他说，“老子现在收20%都嫌不够，你让我收10%，这不是逼我喝西北风吗？”
有若对他说，“老百姓有钱了，你一个做皇帝的能没钱吗？如果老百姓没钱，你当皇帝的钱从哪儿来？”
有若说的是非常朴素的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的经济学理论，同时也是儒学一个非常朴素的哲学思想原则，那就是，你好我才好。
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一点，在追逐过好日子的过程中，大体上出现了两个流派。
第一个流派，在几百年前的西方被轰轰烈烈的实践了。资本家想有钱，于是开工厂，要开工厂，就要把农民赶走，这就是著名的“羊吃人”圈地运动。冒险家想有钱，于是满世界建立殖民地、贩卖奴隶。当时富人们的好日子，是建立在万千穷人和万万千奴隶们的血泪之上的。所以，马克思才会说，资本原始积累，每个毛孔都是血淋淋的。
这个流派用一句话来总结，就是，我的幸福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。
第二个流派，在以孔老爷子为精神核心的儒家中，被反复的强调，这就是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我想好，别人也想好，我不能通过让别人不好来实现自己的好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让别人好起来，然后大家一起好。
所以，邓小平当年在改革开放之初，才会说，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，然后带动大家一起富裕。”他希望中国人都有孔老爷子那样的修养。现在看来，我们中国人的修养还远远不到。
今天的中国，并没有出现一派“藏富于民”的美妙景象。相反，无比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导致了一个“大政府”的出现。
从1995年到2007年，中国的财政税收总体上翻了5.7倍。而同期农民伯伯的人均纯收入却只翻了1.2倍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中国持续了20多年将近10%的GDP增长成果，大部分被政府收入囊中。
今天，当几乎每个来中国的老外都伸出大拇指说，“中国人有钱”的时候，其实，他们说的，不是“中国人”，而是中国政府。
那么，政府太有钱有什么坏处呢？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政府，应该是最会把钱用到刀口上的呀！不是比放在老百姓的口袋里要好吗？
看得见的坏处，至少有两个。第一个坏处，政府太有钱，必然导致政府的权力过度膨胀，一方面挤压了民营经济等其他经济的空间，另一方面就是广大中国人民已经见惯不怪的贪官污吏。贪官污吏的大面积出现，不仅因为他们“共产党员的个人修养”不过关，关键还是因为他们面前摆放了太多的钱和太多的权力。
第二个坏处，在当前的官员升迁制度之下，地方官员将无比热衷于把钱投入到“形象工程”。改善民生这种事好是好，但上级领导下来明察暗访的时候，看不到摸不着啊。既然现在手中有钱，心中不慌，为了讨好上级以获得升迁，那当然最实惠的，就是盖大楼。不仅要盖过美国，还要盖过迪拜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了白宫镇政府。
金融危机来的时候，政府终于想到了老百姓，它希望并且大声呼吁老百姓多消费，以便拉动经济。但是，当大部分钱都在政府手里的时候，请问，让老百姓拿什么去消费？